在西方景園史上，早期的發展一直以崇尚富裝飾性的外來植物和規則式園林形式為特色，較東方傳統造園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更強的征服自然的色彩。隨著環境的日益惡化，以研究人類與自然間的相互作用及動態平衡為出發點的生態設計思想開始形成并迅速發展。由于種種原 因，近現代景園設計的生態思想發展最早和最快的始終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并由此引發和推動世界其他地區生態設計的演變和發展。

　　 從19世紀下半葉至今，西方景園的生態設計思想先后出現了4種傾向，即：
●自然式設計——與傳統的規則式設計相對應，通過植物群落設計和地形起伏處理，從形式上表現自然，立足于將自然引入城市的人工環境。
●鄉土化設計——通過對基地及其周圍環境中植被狀況和自然史的調查研究，使設計切合當地的自然條件并反映當地的景觀特色。
●保護性設計——對區域的生態因子和生態關系進行科學的研究分析，通過合理設計減少對自然的破壞，以保護現狀良好的生態系統。
●恢復性設計——在設計中運用種種科技手段來恢復已遭破壞的生態環境。

自然式設計

　　 18世紀時，工業革命和早期城市化造成了城市中人口密集、與自然完全隔絕的單一環境，引起了一些社會學家的關注。為了將自然引入城市，同時受中國自然山水園的影響，英國自然風景園開始形成并很快盛行。但它只是改變了人們對園林形式的審美品味，并未改變景園設計的藝術本位觀。正如唐寧(Andrew Jackson Downing)所述，設計自然風景園就是“在自然界中選擇最美的景觀片段加以取舍，去除所有不美的因素”。
　　 真正從生態的高度將自然引入城市的當推奧姆斯特德 (Frederick Law Olmsted)。他對自然風景園極為推崇。運用這一園林形式，他于1857年在曼哈頓規劃之初，就在其核心部位設計了長2英里、寬0．5英里的巨大的城市綠肺 ——中央公園；1881年開始，他又進行了波土頓公園系統設計，在城市濱河地帶形成2000多hm2的一連串綠色空間。這些極具遠見卓識的構想，意在重構日漸喪失的城市自然景觀系統，有效地推動了城市生態的良性發展。
　　 受其影響，從19世紀末開始，自然式設計的研究向兩方面深入。其一為依附城市的自然脈絡——水系和山體，通過開放空間系統的設計將自然引入城市。繼波士頓公園系統之后，芝加哥、克利夫蘭、達拉斯等地的城市開放空間系統也陸續建立起來。其二為建立自然景觀分類系統作為自然式設計的形式參照系。如埃里沃特(Chades Eliot)在繼奧姆斯特德之后為大波士頓地區設計開放空間系統時，就首先對該地區的自然景觀類型進行了分析研究。

鄉土化設計

　　 鄉土化設計是南北戰爭后美國中西部建設蓬勃發展的產物。奧姆斯特德的風景園模式以外來植物為主，表現林地和草坪相間的曠野景觀，并不適用于美國中西部地區的于旱氣候和鹽堿性土壤。為了提高植物成活率及與鄉土景觀的和諧性，19世紀末以O·C·西蒙茲(O·C·Simonds)、詹遜(Jens Jenson)為代表的一批中西部景園建筑師開創了“草原式景園”(The Prairie Style in Landscape Architec— ture)，體現了一種全新的設計概念：設計不是“想當然地重復流行的形式和材料，而要適合當地的景觀、氣候、土壤、勞動力狀況及其他條件”(Wilhelm A．Miller，1915)。這類設計以運用鄉土植物群落展現地方景觀特色為特點，因為造價低廉并有助于保護生態環境的延續，由考利斯(Henry Chandler Cowles)和弗蘭克沃(Frank Waugh)倡導在全美公路網建設中得到廣泛運用，有效解決了公路兩側的美化和護坡問題。
　　 O·C·西蒙茲(O·C·Simonds)僅僅提議“向自然學習如何種植”(Simonds，1912)，而哈普林(Lawrence Halprin)則認為景園設計者應從自然環境中獲取整個創作靈感，為激發人們的行為活動提供一個具藝術感召力的背景環境。他在一本工作筆記中記錄了獨特的生態觀，認為“在任何既定的背景環境中，自然、文化和審美要素都具有歷史必然性，設計者必須先充分認識它們，然后才能以之為基礎決定此環境中該發生些什么。在1962年開始的舊金山海濱牧場共管住宅(Sea Ranch)的設計中，他先花費了兩年時間調查基地，通過手繪“生態記譜”圖的方法，把風、雨、陽光、自然生長的動植物、自然地貌和海濱景色等一應自然物列為設計考慮因素，最終完成的住宅呈簇狀排列，自然與建筑空間相互穿插，在不降低住宅密度的同時留出更多的空曠地，保護了自然地貌，使新的設計成為當地長期自然變化過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設計廣受贊譽，合作者C·摩爾 (Charles Moore)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
　　 為了能更科學地認識自然生態要素，哈普林對由現代建筑大師格羅皮烏斯(Gropins)創建的僅限于部分專業人員的集體創作思想進行了改革，推崇設計師與科學家及其他專家的廣泛合作。這對于生態設計向科學的方向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保護性設計

　　 形式自然的設計并不一定具有生態的科學性。保護性設計的積極意義在于它率先將生態學研究與景園設計緊緊聯系到一起，并建立起科學的設計倫理觀：人類是自然的有機組成部分，其生存離不開自然；必須限制人類對自然的傷害行為，并擔負起維護自然環境的責任。
　　 早在19世紀末，詹遜受生態學家考利斯的影響，積極倡議對中西部自然景觀進行保護。20世紀初，曼寧(Warren Manning)提出應建立關于區域性土壤、地表水、植被及用地邊界等自然情況的基礎資料庫以便于設計時參考，并首創了疊圖分析法(the Overlay Method)，但并未得到推廣應 用。
　　 二戰后，以謝菲爾德(Peter Shelpheard)和�？铺�(Bdan Hackett)為首的一些英國的景園建筑師開始提倡通過生態因子分析使設計有助于環境保護。�？铺卣J為，對整體景觀環境進行研究是設計工作的必要前提；所謂整體景觀環境， 應包括“土壤、氣候及能綜合反映各種生態因子作用情況的 唯一要素——植物群落。
　　 I·L·麥克哈格(1an．LMcHarg)于1969年出版《設計結合自然》一書，直觀地揭示了景園設計與環境后果的內在聯系，并提出了一種科學的設計方法——計算機輔助疊圖分析法。其主要觀點包括：
　　 ●肯定自然作用對景觀的創造性，認為人類只有充分 認識自然作用并參與其中才能對自然施加良性影響。
　　 ●推崇科學而非藝術的設計，強調依靠全面的生態資料解析過程獲得合理的設計方案。
　　 ●強調科學家與設計人員合作的重要性。
　　 麥克哈格開創了景園生態設計的科學時代。此后保護性設計主要往兩個方向發展。其一是以合理利用土地為目的的景觀生態規劃方法。由于宏觀的規劃更注重科學性而非藝術性，最新的生態學理論(如生態系統理論、景觀生態學理論等)往往首先在此得到運用。其二是先由生態專家分析環境問題并提出可行的對策，然后設計者就此展開構想的定點設計(Site Design)方法。由于同樣的問題可以有不同的解決方法和藝術表現形式，這類研究具有靈活多樣的特點。如同樣為了增加地下水回灌，納紹爾(Joan lverson Nassauer)在對曼普渥的兩個舊街區進行改造時采用了大面積的砂土地種植鄉土植物，而溫克(William Wenk)和格雷戈(Billy Gregg)則在其位于丹佛的辦公樓花園內設計了一整套暴露的雨水處理系統，將雨水收集、存儲、凈化后用于綠化灌溉。
　　 隨著生態科學的發展，保護性設計經歷了景觀資源保護、生態系統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等認識階段。但近些年來西方景園界開始注意到科學設計的負面效應。首先，由于片面強調科學性，景園設計的藝術感染力日漸下降；其次，鑒于人類認識的局限性，設計的科學性并不能得到切實保證。因此，生態設計向藝術回歸的呼聲日益高漲。

恢復性設計

　　 60年代以來，隨著人口增長、工業化、城市化和環境污染的日益嚴重，生態問題成為全球各界共同關注的焦點。出于對潛在的環境危機的擔憂，為謀求科學的解決方法，生態設計開始轉向更為現實的課題——如何恢復因人類過度利用而污染嚴重的廢棄地。
　　 恢復性設計的誕生應歸功于一些因“公共空間藝術計劃”(the Art in Public Place Program)而躋身于景園設計行列的環境藝術家。由于其作品主題均為對環境的關懷且設計隊伍均為多專家合作，因而被稱為“生態藝術””，。如 1970年R·史密森(Robert Smithson)在大鹽湖中因石油鉆探而遭污染的水面上設計建造了尺度巨大的“螺旋形防波堤”(Spiral Jetty)，利用水流攔截回收油污，提醒人們反思人類對自然的破壞力；1982年A·丹尼斯(Agnes Denes)在曼哈頓市區的填海地上種植了2英畝麥田，意在啟發人們去思考土地利用的優先問題；1990年陳貌仁(Mel Chin)與美國農業部專家查尼(Rufus L Chaney)合作進行了“再生之地一號”試驗，在經簡單藝術設計的區域內種植特定植物吸收土壤中有毒的重金屬，以引起人們關注污染問題并幫助其了解科學的解決辦法。陳貌仁稱這一作品猶如雕刻藝術，只不過“原材料是看不見的，而雕刻工具是生物化學和農業技術；最終其審美價值將因土壤能重新生長植物而得到體現�！�
　　 生態藝術設計顯然太富于哲理，較難為公眾理解。因此，90年代以來，景園界開始多方探索加以改進。最突出的當屬景園建筑師K·希爾(Kristina Hill)的近作：針對德國圣福特堡地區長期煤礦開采所造成的整體環境酸化問題，她在占地18平方英里的主污染區設計了縱橫交錯的步行林蔭道網絡，沿途設置機井并開挖水渠，利用機井抽水促使周邊地區清潔的地下水向該區域流動，抽出的污水經透明的凈水裝置處理后用于綠化灌溉，而行人目睹凈水過程，通過水渠日清、大地日綠的鮮明變化得以感受環境質量的提高。
　　 縱觀近現代西方景園生態設計思想的發展，有兩個特點發人深�。阂皇蔷皥@建筑師對社會問題的敏感性及責任感，二是其勇于及時運用最新生態科學成果的大膽創新精神。正因為這樣，西方景園生態設計思想才得以不斷更新發展。如近年來全民關注環境問題成為新的社會熱點，基于環境教育目的的生態設計表現形式開始成為最新的研究方向。西方景園界提出了生態展示性設計(Eco—Revelatory Design)的概念：即通過設計向當地民眾展示其生存環境中的種種生態現象、生態作用和生態關系。1998年9月一個以此為主題的設計在美國伊利諾斯州立大學展出，引起了廣泛關注。
　　 相比之下，我國景園界目前在生態設計問題上空喊口號而疏于實踐的現象不能不引起業內人土的重視。究其原因，一是畏懼，片面地認為生態設計是一種純科學的設計方法，必須借助各種先進的高科技手段來實現，因此多停留于理論探討而不敢進行實踐；二是固步自封，缺少尋求多專家合作及學習國內外先進經驗的緊迫感。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局面，必須借助各界力量，從3個方面人手：
　　 ●建設活躍的學術研究氛圍和交流機制以提供強有力的理論先導和支持。在美國景園界，由大專院校、出版界、展覽界和評論界共同構筑了順暢的學術交流渠道，通過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及時報道最新成果、發表各種評論意見來活躍思想、拓寬思路。這正是我們所缺少的。
　　 ●改革景園設計的運行體制。只有盡快研制并推行工作量劃塊計算及與經費掛鉤的標準，鼓勵跨單位合作設計，才能實現多專家合作制，為生態設計提供科學保證。
　　 ●鼓勵專業人員勇于探索、不怕失敗的創新精神，激發其參與環境事業的社會責任感。
　　 “藝術和科學始終是景園設計的兩大支柱(roots)”(George P．Thompson&Frederick Steiner，1996)，生態設計也不例外。如何使設計既具藝術的感染力又具科學的合理性，一直是生態設計的核心任務。而其對環境的積極意義只有通過實踐才能得以實現。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景園生態設計定能呈現出繁榮的景象。

作者簡介：
駱天慶／1970年生／女／浙扛杭州人
1995年同濟大學建筑城規學院城市規劃系碩士畢業／講師
主要從事風景名勝區規劃、旅游規劃和景園設計